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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克:大学应该有清醒的思考

时间:2017/4/18 8:51:09


(资料图)


记者终于在南开大学办公楼的会议室见到了龚克校长,两个多月前发出邀约的时候,他爽快答应,但是一直没能敲定时间。6月份,他在短信里说要主持各类毕业典礼、校区搬迁遇到许多意料之外的情况,还要接待来访的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忙得不可开交。7月末再联系的时候,他正准备去看在贫困地区做社会实践的学生们,提议晚些天采访更好。

见到他的那一天,从外表上看,龚克是那种典型的工程师出身的大学校长,浅蓝色的衬衫妥帖平整,完全是一丝不苟的风格。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留学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通信与传播研究所,在清华大学工作19年,担任天津大学校长,他一直都身处以理工科见长的氛围中。从2011年开始,掌管南开大学这样一所文理综合且在中国现代大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名校,对龚克来说,需要学科认知和治校风格上的自我突破,而社会对他的关注和要求也更多了,希望他能在公众关注的教育改革问题上说真话、有作为。

说真话

60岁的龚克就因为“敢说话”再一次受到舆论关注。

事件缘起于2014年11月《辽宁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大学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的公开信,信中批评一些高校教师把大学讲台当作情绪宣泄的舞台,把中国当成负面典型的案例库。不久后,网上有媒体刊发文章,认为有些人把抹黑中国当成时尚,无论真相如何,他们永远站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而这种社会心态的产生,与高校教育不可说毫无关联。之后,又提出要“敢于拔钉子”,围绕高校教师队伍是不是应该清理整顿,一时间争论四起。而“高校”这一舆论漩涡中的主角,迟迟没有具备足够影响力的人站出来发声。直到今年2月初,龚克接受采访时直言:“最近我在网上看有人讲要全面清理、纯洁、整顿教师队伍,这个我不能同意,这是1957年的思维或者1966年的思维……我想,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时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

此言一出,有人为他点赞,也有人觉得他应该“下课”。龚克认为他不过是觉得自己有义务提个醒:对广大的教师要信任、依靠,哪怕他们中间的少数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能有思想观点问题,可能有经济错误,也可能有学术失范等等。要正视问题,但决不能因此就把教师和知识分子看成异己力量,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国家曾经为此付出过惨痛代价。“怎么让我们的学生认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的时候说,广大青年要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什么叫明辨?如果没有比较,没有鉴别,怎么能达到明辨?我们的责任不是把学生跟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隔离开,恰恰要在承认社会思潮多元化的情况下,帮助他们去明辨。” 龚克重申自己的观点。

这次发言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点赞,当然并不只是因为言论本身,更重要的是,人们看到大学校长可以纯粹站在教育的立场上说话。大学校长由行政机关直接任命,31所高校的校长更是要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来任免,并明确其“副部长级”。这样的机制决定了他们身上的官员属性不可避免。2006年,从清华大学副校长调任天津大学校长时,龚克升至副部级。2012年,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国防科技大学校长杨学军共同成为中共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的高校领导。在外界看来,他不仅是学府重镇的掌舵者,更是居于高位的官员。

而龚克本人对大学校长与行政级别的挂钩并不认可。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有记者向他反映“全国人大提供的资料里,你的职务后面加了副部级”,龚克的回应是,“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他认为,校长和部长完全是两回事,没有必要给学校负责人赋予行政级别,这样容易造成教育机构与行政机关的混淆。

对于熟悉他言论的人来说,这样直接的表达很是司空见惯了。2009年,还是天津大学校长的时候,龚克就向媒体透露,曾有一家排行榜的制作机构找上门来索要“赞助”,遭到学校拒绝。这是第一次有大学校长出面证实有的大学排行榜里存在“潜规则”。此后,针对“去行政化”和高校自主权的问题,他屡次直言高等教育的弊病,说“高校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不应该由党政机关任命”,“高校实际上没有自主招生的权力”等等。

龚克觉得,他只是说了该说的话,“去行政化”这样的字眼是出现在改革纲领性文件里的,大学校长去谈这些问题再正常不过。他说:“即使我们在改革中有不同的看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资料图)


高校改革的空间

长久以来,人们往往把高等教育改革的希望更多寄予教育主管部门和更高层面的顶层设计,而将高校视为被改革的对象,似乎教育改革只能是从上而下的。在龚克看来,教育改革的主体应该是学校,但前提是要落实法定的办学自主权。

他多次讲过一个例子,有一年招生结束后,他收到的第一封学生来信,竟来自一位尚未报道的新生。这位考生在数学方面有很好的成绩,但因总分排名而无法被录入数学专业。尽管这名学生的数学单科成绩确实比其他考生高,但在现行按总分顺序录取的规定之下,就算是校长,也不能将他录入数学专业。他坦言,自主招生名不副实,高校实际上并不能自主“招生”,只能在高考的基础上、在严格控制的比例下,通过自主测试为考生进行有限的加分。“其实这应该叫作自主加试加分。”早在2011年,南开率先退出由北大、北航等13所高校组成的自主招生“北约”联盟,这是龚克当年到任南开后,第一件引起社会“轰动”的举措。重新回顾当时的抉择,龚克说:“我本身并不反对‘联盟’,在天津大学的时候,我和同济大学的校长裴钢一起推动发起了‘卓越联盟’,它是一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联盟,一批性质比较接近的学校共享教育资源,比如国际合作、互相访学、教师培训等等,不完全是为了联考。其实,联考确能为学生提供很多便利。但自主招生是一个高考改革的试验,应该在考什么、怎么考、考试结果怎么用等方面做更多各具特色的探索。我们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退出了‘北约’。”

“高考招生是两部分,一个是考,一个是录,即便暂时在考的方面维持原状,在录的方面也是可以改革的。我们在自主加试加分时,就尝试将考生的学习特长和专业志愿之间有所匹配,这就是探索录取方面的改革。”龚克说,“在考的方面,我们也尝试从南开自身特色出发做一些改革探索,比如将对于社会责任的理解、承受心理压力的能力、参加公益和体育等方面的情况等等引入综合评价。我们希望传递给外界一个信号,大学招生不是只看分数。”

龚克也承认,高校在教育改革中能施展的空间的确受到诸多限制。他说,外部制约不仅仅来自教育行政部门,也常常来自更多的非教育行政部门。高校的改革探索还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就拿自主招生来说,即便只是非常有限范围和尺度的改革尝试,也受到了舆论的强烈质疑甚至是反对。

但是,龚克强调说:“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就可以为不做事找理由吗?不应该过分强调外部制约,好像除了上面下文件,学校就什么都不能做了。这就是一方面想要自主权,一方面又有严重的行政依赖。”龚克认为,高校在改革中还是要有所担当。他根据自己在欧洲和日本留学和访学的观察,认为那时他们的高校自主权未必比中国大多少,日本的公立高校到2004年才开始法人化改革,而中国在高校对人事、财务、教学、科研和资产方面还是有相当的管理权的。龚克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诿给政府,似乎一切问题全都是行政化的问题。况且,“去行政化”有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学校内部的去官僚化问题。

龚克认为,尽管有些外部制约,大学还是可以在教育改革中有所作为的。比如说,南开正在推进“三个转变”,即在办学观念上从“学科为本”转为“学生为本”,在教育内容上从“传授知识”转为“发展素质”,在教学模式上从“以教为主”转到“以学为主、教学相长”。又比如说,改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和依法民主办学,高校自身就有很多空间。还有,改善对教师和学生的评价体系和机制,这里虽然受外部的牵引和制约多一些,但学校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总之,大学不能只是抱怨,要有担当。

治理综合性大学

担任南开大学校长4年多了,龚克觉得自己还没有很好适应。这里是周恩来总理的母校,是教育大家张伯苓一手缔造的百年学府,他得让自己尽快熟悉全新的氛围,真正理解和融入南开的历史和文化。说起其中的艰难,他仰头苦笑:“这对我的挑战太大了。我自己不仅是学习工科的,而且在清华和天大的工作经验也是以理工科的办学为主的。到了南开,强烈感受到一种不同的文化、学术氛围。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这些东西,自己没有文献阅读的积累,以前也很少参加这方面的学术会议,缺少与这方面学者的接触和交流。没有积淀,真的不行。”

这也许是中国大学共同的问题。去年的一项统计显示,全国211、985高校的114位校长中,高达79人为理工科专业出身,机械系和物理系是最为盛产名校校长的两个专业;人文社科类出身的仅有20人,其中一半来自金融、工商管理等经管类专业。

龚克举了一个例子。2012年是史学大师雷海宗诞辰110周年,雷海宗曾执教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等多所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从清华来到南开,1957年在南开被错划为右派。南开大学为他举办纪念活动,该讲些什么话呢?确让龚克非常头痛。回忆这件事,虽然已经时隔近3年,仍然能从他语气中感受到当时的急迫和紧张情绪。活动前一天,龚克翻看了雷海宗的各种资料,看到凌晨4点钟,“也不知道其所以然”。

“雷海宗先生是在南开被打成右派的,晚年很悲凉。我从关于他的回忆录中看到,去世前几个月,他还从医院雇三轮车到学校来上课,学生却都不敢接触他,课间休息的时候也没人跟他打招呼。对这样一位令人敬重的先生,怎么评价他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却很难把握,我又不想照本宣科,更何况在我们学校内部对他的史学贡献也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作为一个校长,应该怎么去讲啊?”龚克感慨这真是太难了。

这与他的思维习惯相差太大。他用自己熟悉的电磁场理论来作比较。只要空间上的边界条件,时间上的初始条件能确定,解就是唯一的。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找答案,但是正确的解只有一个。 “但人文社会科学好像不是这样。”

“这只是一个例子,别的就更难。”龚克说道,“比如哲学要怎么发展,天知道。”他诙谐一笑,并不讳言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他说,不同学术的发展,还得靠各个领域内真正的专家。校长本人不论是学什么的,都不可能是所有学科的“内行”。校长要做的事情就是谋篇布局,发挥好学者的积极性。校长要有明确的教育理念,学校是以谁为本,学生还是学科?如果是以育人为本,那就要创造育人为本的格局和文化氛围。


(资料图)

教育不能偏离主业

“教育不能偏离立德树人这个主业。大学对社会最重要的贡献是人,我们也可以去搞成果转化、孵化公司、去创业,但是真正带着科学技术走出学校的是一届一届的学生,而不仅是一篇一篇的文章和专利,知识的真正载体是人。”龚克说,来南开后,他在发展文理学科基础研究的同时加强应用性发展和国际化,并更多思考和谋划如何开创以社会责任为核心的南开“公能教育”的新局面。

在排名的问题上,他也不能免俗。“怎么可能不在意呢?每次出个什么排名,校长信箱就会收到很多意见。”龚克说,他也会去研究各种排名是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学校的,但校长不能为了排名去部署学校的工作,还是要坚守学校自身的价值追求。

评价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程,龚克认为,有三项变革是最了不起的。首先是恢复高考;其次是建立中国学位制度,发展研究生教育,形成了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第三就是教育的开放,成千上万往外派留学生。他本人也是改革的受益者,1977年考大学,成为80年代初期的公派留学生。

“邓小平主持下的这几手改革,现在看来好像很正常,但在那个时候很是不容易的抉择,至今仍然起着奠基性的作用。因为它符合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也符合了社会和经济需要,都是扣着教育以人为本这样一个基本线进行的。”龚克直言,现在的很多改革并没有扣住这个主线。

“比如说科研,邓小平提出重点大学既是教学的中心,又是科研的中心,强调的是一件事的双重属性,但是我们后来把它变成了两个中心论,把出人才的教学和出成果的科研分家了,这样就出现问题了。很多人只看到大学的科技功能,强调大学科研对社会经济发展做直接贡献的要求,对大学的评价也往往侧重科研评价,把专门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区别给抹杀了,忘记了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都是为了育人的根本任务。”龚克说,国家的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强调“育人为本”非常好,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和执行中远远没有充分落实。说到现在创新创业的热潮,他认为,在以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的历史性任务面前,教育不能无动于衷,但要弄清楚创新创业教育的真正目标是什么。“不是说政府鼓励创新创业,我们就要跟着这个风走。创新创业教育不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而是促进高教综合改革的切入点。”他说,在热潮之中,大学应该有清醒的思考。


(来源:搜狐网 张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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