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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历史(两宋时期)(连载68)

时间:2017/9/30 23:58:09

第九节 中外医药交流

一、中朝医药交流

两宋时期,中朝医药交往更加广泛,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和天禧五年(1021年)高丽使者郭元、韩祚各自回国时,宋真宗亲自赠送《太平圣惠方》1000卷(金斗锺《韩国医学史》118~119页码韩国探求堂1966年版);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高丽使者任懿、白可信回国时,徽宗赠送《太平圣惠方》1000卷和《神医普救方》1100卷;同年,“王嘏、吴延宠还,自宋帝赐王《太平御览)壹千卷”。

两国之间医人来往更加频繁。据史书记载宋朝曾8次共116人赴朝从医或教医,其中绝大多数是朝庭遣派的医官如。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时,宋医江朗东随宋泉州商黄文景、萧宗明去高丽旅居在高丽从医;宋英宗治乎五年(1068年),宋开封人慎修及陈潜古、储元宾等人赴高丽,慎修颇有学识,尤精于医,曾以参知政事致仕,其子慎安之也善医,从医教医。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宋遣医官王愉和徐光赴高丽,七年(1074),宋又遣扬州医助教马世安等八人赴高丽,元丰三年七月(1080),马世安再度赴高丽,受到神宗的嘉奖,神宗元丰元年(1078)。高丽文宗帝因患风痹症向神宗帝请求派医,翌年神宗帝遣翰林医官邢慥、朱道能、沈绅、邵伦及等八十八人,带百种药材赶高丽为文宗治病。两国医人的来往,直接促进了两国医学的发展。

医事制度方面,宋化之初,高丽仿照唐制设置机构,授与职衔,实施医学教育和医业科举制度;置大医监、尚药局等机构和大医监、监、小监、丞、博士、医正、御医、直长等职衔;三京十道设医学博士,教授医学;实施医业科举,考试科目为《素问)、《甲乙经》、《明堂经》、《脉经》、《针经》、《刘涓子方》、《痈疽论》、《本草经》等中国医书,后又增加《和剂局方》等;另外,为百姓医疗设立了“惠民局”。

宋代,中国向朝鲜赠送的药材品种很多,数量较大。南方热带产药材如天竺黄、安息香等亦经宋商人传入高丽,朝鲜药材输入到中国者也多宋代《证类本草》里收裁的高丽产药材有10余种。

宋代,朝鲜还积极发展了中国医书的刊行工作。公元1058年(宋仁宗嘉祐三年),朝鲜忠州牧翻刻中国医书《黄帝八十一难经》等。公元1059年,安西都护府使都官及外郎异善贞也新雕《肘后方》等3种。这些医书的刊行,直接促进了朝鲜医学的进一步发展。高丽高宗十三年(1226),朝鲜医学家崔宗峻以中国的《本草经》、《千金方》、《素问》、《太平圣惠方》相《圣济总录》为基础,撰写了《御医撮要方》,促进了朝鲜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宋代,由于中朝医药交流较广泛,朝鲜所收藏的中国医书善本较多。高丽宣宗帝于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遣黄宗慤来中国呈送《黄帝针经》善本9卷。当时,中国《针经》已亡佚,宋朝以此《黄帝针经》为底本重新颁行。这无疑是朝鲜对中国医学的一大贡献。

二、中日医药交流

与唐代中日交流频繁的状况不同,北宋中日医药的交流大为衰落,甚至趋于停顿,南宋时期,中日医药交流又有所发展。但这些交流终因局限于两浙等地,来往亦以贸易商人和僧人为多,故整个两宋时期,中日医药交流的成绩不是很大。

大抵日本输入中国的贷物中硫磺和珍珠,可为药用。从中国运送到日本的药物,主要为香药。包括麝香、丁香、沉香、熏陆香、珂黎勒、石金青、光明朱砂等药品。

医事的往来见载不多。康定二年(1041),宋惠清到日本镇西行医;同年奉藤原清贤命至宋求治眼方。此外,尚有数条零星记载,但无属于官方互派的记载。

宋代印行医籍甚众,日人来华携去医藉亦不少。据记载,淳佑元年(1241),圆尔辩圆从宋带回典籍数干卷,书目著录于《三教典籍目录》中,惜此书已佚。据藏有这些典藉的普门院《藏书目录》记载,其中医学典籍有三十余部,内有《魏氏家藏方》十一册,即是宝应三年(1227)的刊本。

与医药相关而影响最大者,当推茶种引入日本。这是丹波家族荣西的功劳。早在奈良朝时,中国茶传入日本,并专供药用。嵯峨天皇时亦曾命种植茶树,每年用作税收,但此后喝茶风气似渐衰落,以至在《延喜式》中已不列税收。宋朝钢茶之风甚盛,荣西于仁安三年(1168)第一次入宋,即将茶籽带回日本种植。他赠送给高辨(明惠上人),高辨将之种于山城拇尾。拇尾一度为日本第一产茶地。所产称“本茶”,最为珍贵。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在日本医界内部,在相当于中国五代末宋初之期。产生了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医心方》。此书始撰于982年,984年成。作者丹波康赖(911~995),其先祖传为汉灵帝五世孙阿留王。抵日后封为大和国桧隈郡使主。其子志努转居丹波国,赐姓丹波。《医心方》计本草及用药各1卷、俞穴及针灸疗法1卷、内科9卷、外科及皮肤病6卷、五官科1卷、妇产科4卷、小儿科1卷、服石2卷、养生3卷、食疗2卷,引用晋唐医书约150种。共7000余条,尤以《诸病源候论》、《千金方》、《葛氏方》等为大宗,体例亦仿之,其中所引如《范汪方》、《集验方》、《经心录》、《删繁方》、《崔泉饧食经》、《产经》、《如意方》等,皆今之所佚,全书显为唐代传日医学与日本医生本土经验综成之作,为中日医药交流一伟大结晶。

三、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医药交流

两宋时期,东南亚许多国家仍保持着与中国进行医药交流的传统。交趾国(越南北部)输入中国的药物有犀角、玳瑁、乳香、沉香、龙脑、檀香、胡椒等。占城(越南南部)也有豆蔻等多种香药输入中国。南宋时,安南国(越南一带)一方面献苏合香、朱砂、沉香、檀香等,另一方面选送医生来华学习,从中国引进制药技术。

1001年,丹眉流国(今泰国,丹眉流一说为马来半岛)遣使臣打吉马等入贡木香千斤、苏木万斤,还有紫草、象牙、胡黄连等。

地处今加里曼丹、爪哇岛、苏门答腊岛、马来西亚半岛等地的渤呢国于977年遣使施努等进页大片龙脑,二等龙脑,三等龙脑,苍龙脑、田香等(元·脱脱《宋史、勃泥国传》第248,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992年,婆国(印尼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进贡槟榔、珍珠、檀香、玳瑁、龙脑、红花、苏木、硫磺、丁香藤等。980年三佛齐国(印尼苏门答腊岛巨港附近)商人李甫诲载香药、犀角等至海南,后至广州进行贸易。983年又遣使蒲押陀罗赠送犀角、象牙和香药,之后又多次送薰陆香、龙脑香等。当时,从中国泉州港出口的大宗川芎,运往盛产胡椒的东南亚国家,对防治那里采椒人的头痛病起到良好的作用。

四、中国与阿拉伯诸国的医药交流

随着宋代中国与阿拉伯之间交通的进一步发达,海外贸易及通使等活动的频繁,当时对阿拉伯的医药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关于所产药物,宋·赵汝适记载较详:“大食……土地所出,真珠、象牙、犀角、乳香、龙涎、木香、肉豆寇、安息香、芦荟、没药、血竭、阿魏、腽肭脐、……栀子花、蔷微水、”一些宋代书籍中还具体记载了某些阿拉伯所产药物的功用、采制方法等。

两宋时期中国与阿拉旧药物交流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海路。1973年8月,幅建泉州湾发掘了一艘宋代海船,船舱中有大量药物,其中多有阿拉伯地区出产者。由于宋时药物贸易在中国与阿拉伯的海运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多数是香药),所以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与宋代的商业交通路线,也可以说是‘香药之路’”。

宋代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药物不但品种繁多,进口的数量也相当巨大,如“大食蕃客罗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宋史·食货志下》),这些进口香药价格亦极昂贵,“诸香中龙涎最贵重,广州市直每两不下百千,次等五、六十千,系番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国。”

除了对外贸易,阿拉伯地区还通过贡的方式选来不少药物。据不完全统计,自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至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的238年间,大食进贡凡49次,其中明确记载有药物者10次,这在《宋史》卷490“外国列传·第六”中有较为集中的记载:大食国人花茶、李亚勿、蒲希密、婆罗钦三摩尼、陁罗离等先后进送的药物或可供药用的物品有拣香、白龙脑、蔷薇水、象牙、乳香、腽内脐、龙盐、眼药、舶上五味子、舶上褊桃、白沙糖、千年枣、真珠、缶香、琥珀、犀角及都爹、无名异等。进献的数量也很可观,如一次进献乳香达千八百斤,象牙五十味,蔷薇水百瓶,龙脑一百两等。

大食国所产蔷薇水在宋代时曾输入我国,除《宋史·外国列传》外,这在成书于南宋初年的《铁围山丛谈》中也有明确记载(见蔡文:《铁围山丛谈》卷5,知不足斋丛书,清乾隆道光长圹鲍氏刊)。在我国,先秦以来仙家道士进行的炼丹活动,在客观上就对蒸馏法的原理有所应用。在医药中有重要应用的烧酒亦系经蒸馏法制成;北宋时田锡的著作中已记载了烧酒及其制法。而南宋时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则有我国永嘉(今浙江温州)一带用柑花进行水汽蒸馏以制柑花香露的详细记载,大食蔷薇水等此类制剂的输入,促进了露剂药物在我国的迅速传播与普遍应用。直接导致了中药制剂中多种花露剂的出现,并提高了酒利在医药运用中的效用。

阿拉伯名医阿维族纳(Avicenna,980~1037)的名著《医典》一书(约成书于11世纪初)中有用金、银箔做药剂丸衣的记载,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医药技术,它不仅对药物能起到防腐等作用,对提高药剂疗效也有一定作用。这种技术在宋时传入我国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应用,促进了我国丸衣剂型的多样化。由于这种丸剂当时在我国尚属新奇,故北宋时有中国药商经营朱砂丸而成巨富。

除药物外,一些阿拉伯方剂宋时也在我国流传。如《太平圣惠方》的眼科方中载有“大良历胡商灌顶油法”,另外,宋代《崇文总目》载有安文恢(一名安堰)所著《万全方》(一作《万金方》)3卷。有学者认为此方可能是阿拉伯人所撰的医方(范行准:中国与阿拉伯医学的交流史实《医史阿志》4,(2)110;1952)。

从阿拉伯等地输入的大量外来药物中,香药占有很大的比重。香药的输入,增加了当时对阿拉伯医药的了解,促进了临证中时香药的应用,甚至造成了一种偏好这类药物的风习。对当时的处方用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宋代医药著作对香药的收录及临证应用的记载中有明显的反映。

在阿拉伯医药学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医药学在宋代也外传阿拉伯地区。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经市舶司由大食商人外运的中国药材近60种,包括人参、茯苓、川芎、附子、肉桂等47种植物药及朱砂、雄黄等矿物药。这些药材除被转运至欧洲等地外,也有一部分输布至阿拉伯地区。在阿维森纳的《医典》中,载有大黄等中国药物及其运用的内容。波斯人阿布·曼苏尔·穆瓦法克(Abu Mansur Muwaffaq)约于975年所著的《医药概要》一书中,也记述了肉桂、土茯苓、黄连、大黄、生姜等中国药物。一般认为,中国的炼丹术约于12世纪时经阿拉伯传到欧洲,对世界制药化学起有积极的影响。

在《医典》中,除药物外,还有一些诊断、治疗方法和经验与中国医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我国的脉学在10世纪时已传入阿拉伯,《医典》中载有48种脉象,主要是吸收我国医家王叔和所著《脉经》一书中对脉象的载述演化而成。其它如糖尿病患者的尿甜;根据麻疹病人的出疹来判断其预后,重病患者“循衣摸床”、“撮空理线”的死征;治疗上的水蛭吸毒法(我国医籍称为“蜞针”),用烙铁烧灼狂犬病人的伤口,以及吸角法、灌肠术等,反映了对中国医学有关内容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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