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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二一二年，秦直道在蒙恬的主持下开始修筑，这条军事要道的修建使得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不断交流融合，也为秦朝的军事防御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陕北俗称“皇上路”、“圣人条”，这条要道可以算得上世界上最早的一条高速公路了，它全长七百多公里，从咸阳一直修筑到了匈奴人的地盘上，甚至，在它整个路线上有一半都在高原地区。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条路的修筑难度并不大，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秦人对于高原地区的地形、地貌并不熟悉，他们为了修建这条要道可是下了不小的功夫。
许多地理学家曾经实地勘探过这条道路：
如果，直道的修建方位稍微偏向东面一点，那就会遇到地形更为复杂的丘陵地区。如果，稍微向西偏差一点，便会遇到一大片的沼泽地带。那么，两千年前的古人们到底是如何将这条直道不偏不倚的修筑在了北方大地上呢?
这个恐怕我们还需要从史书的字里行间找寻答案。
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赵王曾经就提出了修建直道的设想，并且，赵国的后世之君逐渐开始设置九原郡，对直道的具体方位进行了详细的勘测，甚至，在黄河的渡口附近都营建起了施工场地。那么，我们基本可以认为，秦朝建立之后修建的这条直道其中也有赵国人的一些功劳。
难道仅仅依靠刚发明不久的罗盘定位技术，他们就具备了如此辽阔地域内的大地测绘技能了吗?就是按照现代人的思路，如果没有特定的技术支持，要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在一个无论是地理方位还是地质条件都十分陌生的区域内完成这么大的一项工程是绝难想象的。
关于直道修建的具体时间历史上是有着非常明确的记载的，但是，对于这项工程彻底完工的时间我们却无法找到其具体时间。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些史书中的细节处来略加推断，《史记》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公元前二一零年，农历八月时胡亥从直道一路进入了咸阳地界。
这也就说明，在当时直道很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修建的尾声，或者可以说直道已经完全竣工了。所以，现在史学界普遍认为直道的完工时间是在公元前二一零年。也就是说，秦人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将一条交通要道修建完毕了。
但是，现在仍然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同样是在《史记》中记载，秦始皇去世时也曾提到了这条直道，书上明确记载了“道未就”。两种观点各有依据，但是，它们同时也都存在漏洞，历史的真相仍然等待世人揭晓。
这里，其实较为中庸也比较可信的一种说法就是，秦始皇在巡游视察途中暴毙而亡，二世为了掩人耳目选择了尚在施工中的直道南归，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风波平息之后才继续修缮直道，一直到了公元前二零七年才算真正竣工。
这里面，司马迁虽然明确地记载了秦直道的起讫地点和里程，但是，遍检《史记》全书，却无法发现云阳与九原之间任何其它的具体经由地点，这也为后人留下了一桩千古遗案。
可以说，这条直道在秦汉时期是中原和匈奴文化交流的载体，正因为它的修建竣工才促进了文明的不断交融。
唐朝建都于长安，强大的突厥族雄峙于漠北，频繁南侵关中。唐太宗时期，突厥一次进犯，十万铁骑直达渭河岸边，兵锋威逼长安。
后来唐王朝转守为攻，再夺河南地，设置东、中、西三个受降城控制阴山防线，直道联系北边诸军要镇的作用仍显而易见。一直到了明代，直道仍旧是一条通途，清朝初年才渐趋湮塞。之后，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直道也逐渐失去了自己原有的历史地位。
放在现代它仍然有着巨大的旅游价值，巴彦淖尔市政府近年来也十分重视这条古道的旅游开发项目。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文物遗址保护这一方面，古代文明从萌芽到成长再到没落，见证了无数历史的瞬间，也值得我们后世对其进行保护性发掘。我们既要将这种古代文明展现给世界各地的人们观赏游览，则更要对它们进行修缮维护，并且，要将这两个方面做到互相促进。
共同发展并不容易，但是，这也正是对于文物遗址保护的重中之重。不少人不理解文物保护工作，甚至，还将考古工作人员和盗墓贼相提并论，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且可笑的。可以说，这份工作是每一位炎黄子孙应尽的义务和责任，那一座座遗迹和一件件文物都是历史的缩影，忘记它们便是忘记历史，便是忘记了我们自己的根。
看着那些正在逐渐消失的历史遗迹，我的心不禁揪了起来，这些遗址遗迹是我们和古人对话的重要载体，更是古文化的根源。如果让它们哪一天它从我们的身边消失了，那么，我们又该到何处去寻找历史?史书终究是一片纸张，而那些遗址遗迹才会让我们和古人真正对话。
我们现在看来，直道可能已经无法发挥它的交通运输功能，但是，在千年之前，正是因为这条道路才有了秦王朝真正意义上的交通要道，才能使得汉朝得以抵御匈奴人的侵略，最终，换来了四百年的边境的相对和平!
（选自 指点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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