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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钢琴天才的冒险

时间:2019/3/14 9:44:53

从神童到明星,郎朗的成长充满奇迹,也充满争议。回到他之所以成为郎朗的钢琴演奏事业上去讨论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却是我们理解他的声望与争议、过往与今昔、成长与困惑的必经之路。

观摩郎朗给孩子上钢琴课,古典音乐世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模样。他让音乐说起话来:姿态可以旋转或摇摆,表达可以歌唱或咬字,语气可以提问或感叹,表情可以喜悦或惊讶,性格可以多变或幽默,色彩可以明亮或暗淡,动作可以倚靠或切入,氛围可以梦幻或忧伤,味道可以甜美或辛辣……他解释一个个音符、一个个乐句的处理,让人感到这些乐谱上的符号在琴键上一旦被以某种方式弹奏出来,就可以模仿自然界和人类感情的一切。

作为一位音乐会钢琴家,郎朗不断在音乐学院、音乐厅、体育馆和社交媒体上讲课,把博物馆、学院和音乐厅里的莫扎特、贝多芬、肖邦、勃拉姆斯带到热闹俗世,让古典音乐与大众对话。以天赋和超强实力赢得古典音乐世界的尊重后,他向各种流行音乐形式和大众市场的跨界既使他成为明星,也让他备受争议。


一位钢琴天才的冒险


争议的根源之一,在于古典音乐一向被视为高雅文化。它的保守本性反抗郎朗的“革命”,不赞成属于文化界的古典音乐与娱乐界发生关联。然而,郎朗并不认同它的精英主义属性。他说,他认为音乐家本质的角色是“沟通者”。

这种矛盾聚焦在钢琴演奏的表现力与它内在艺术追求的悖论性张力上。郎朗表现性的演奏,无论是表情、动作还是诠释乐谱的方式,都让他的音乐具有能与大众交流的感染力,这是他性格里的天赋。但这种对大众情绪的感知力和表现力的外向性,又与古典音乐精神上的超凡脱俗相悖——这种具有内向性的气质很难与音乐的普及和商业化共存。

然而,在美国,在古典音乐逐渐被边缘化为知识分子小众话语的时代,钢琴家思考的角度有所不同,更重要的考虑是存在空间。他们自问:在这个满是摇滚乐和流行音乐明星的时代,古典音乐的演奏者还能不能成为明星,就像李斯特在他的时代所成就的一样?那么,表现力的幅度和表达的鲜明性,就成为关键。

于是,20世纪前半叶像阿图尔·鲁宾斯坦、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这样的浪漫派钢琴家的演奏方式,开始被人们怀念。他们强调个性和自由,以一种激情的方式去演奏。他们与过去的几代艺术家一样,总是在演奏中冒险,追求壮丽惊喜的效果,如果冒险失败,也是英雄主义的失败。这与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把钢琴艺术作为“修养”,强调均衡克制的审美,小心翼翼按音符时值标准化处理音乐的方式完全不同。

就在这个时候,1982年出生于沈阳的郎朗,在一个刚刚改革开放、外部世界的诱惑还未接踵抵达的环境中埋头苦练钢琴。他的生活贫穷、单调而沉闷,贯穿着与妈妈不断分离又相聚的忧伤,以及与严厉父亲的激烈冲突。他极度专注地不停练琴,一天练八九个甚至十个小时,有时恍惚与世隔绝。

他将所有情感投注在弹琴里,将身体融入到钢琴的表达中,使得那种亲密相处成为温暖的欢愉。他13岁以前形成的自由和富有想象力的演奏方式,与他暗淡和不愉快的日常生活强烈反差;就像苏联时期俄罗斯音乐家所保存下来的纯粹浪漫主义风格一样,其极为自由的演奏方式恰与现实生活的拘谨受限相对照。

1996年,经历了一系列人生冒险的郎朗来到美国。从沈阳到北京,父亲为陪同他辞去了工作。他们在音乐学院左右突围,几次举债出国参赛,可谓破釜沉舟。郎朗的才华终于被注意到,让他有了第一次纽约之行。那一次,他在坦格伍德音乐节听到了钢琴家安德烈·瓦茨的演出。这位黑人钢琴家正是他那一代国际标准化演奏方式的突围者之一。好像是命运的安排,几年以后,郎朗将替代他,在拉维尼亚音乐节一举成名。

他将把听众重新带到冒险的悬崖边缘,领略奇异的风景,让令人紧张和兴奋的体验重现于古典音乐中。他有时夸张、放纵、不节制、不严肃,但大多数时候,他在冒险边缘保持了精湛的安全性,带来了一次“革命”。他的冒险让他在争议中长大:他时而让人感到是多年来沉闷的钢琴界腾空出世的天才,时而又让人感到他过于自我专注、主观、伤感、浪漫、自我陶醉和散漫;他时而让人感到他“正在创造历史”,时而又让人感到他是个对自己“伟大天才”夸夸其谈的独生子女“小皇帝”。

争议给他带来了更多吸引力和名气,也给了他失败和教训。他在争议中成长,更重要的是,学习成为自己:不仅在人格上,也在艺术上成为自己。


一位钢琴天才的冒险


位于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 | 于楚众 摄

回到他之所以成为郎朗的钢琴演奏事业上去讨论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却是我们理解他的声望与争议、过往与今昔、成长与困惑的必经之路。

这一次对郎朗探寻之旅始于费城,柯蒂斯学院和费城交响乐团的所在地。在这里,他跟随美国俄裔世界级钢琴家、教育家加里·格拉夫曼学习钢琴,得到了费城交响乐团亲情般的支持和培养。接着,在华盛顿,我拜访了郎朗的第一位伯乐,指挥大师克里斯托弗.艾森巴赫。他讲述了20年前他被郎朗的何种天赋和特性所吸引、挖掘郎朗,让他在1999年的拉维尼亚音乐节上替补安德烈.瓦茨演出,此后一直不遗余力支持郎朗的历程。

然后,在德国柏林,钢琴家、指挥大师巴伦博伊姆讲述了他与郎朗的相识和交往。他对郎朗学习德奥派曲目和弹奏方法,从理性上理解音乐内部结构和形式,以及进入德奥市场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柏林,时任柏林爱乐乐团指挥的指挥大师西蒙.拉特爵士也讲述了他第一次听郎朗试奏海顿奏鸣曲时的印象,以及之后多年来的代表性合作。

然后,我们回到纽约,郎朗定居的地方,听他讲述他的成长与思考,他音乐和人生的冒险之旅。最后,在青岛、厦门和北京,我跟随和观摩郎朗在不同场合的演出与活动,对郎朗音乐世界的疆域和其内在矛盾有了更深的理解。

(选自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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