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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女诗人舒婷

时间:2017/2/3 11:54:16

北岛说过:“回想1980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难怪许多文化人都感慨不已:“我们经历过1980年代,已经不虚此生了!”我也特别怀念上世纪80年代——从1980到1990年上半年那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充实、最难忘的一段时光。那时,我在大名鼎鼎的主编梅朵手下,呕心沥血、若痴若狂地投身于《文汇月刊》的编辑工作。兼具文学性和综合性的《文汇月刊》品位很高,是当时全国最具影响、最有冲击力和号召力的杂志之一,在人们心头,似有“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的分量。一年多前,在几位高龄前辈及挚友的鼓励和催促下,我开始动手撰写《我在〈文汇月刊〉十年》的回忆录。访谈诗歌前辈,整理资料,同时重读我珍藏着的一两千封弥足珍贵的信件,我沉浸在1980年代的氛围里,往事如汹涌潮水,翻滚在我的眼前心上。

我跟朦胧诗及其代表人物打上交道,有些偶然,这跟我在《文汇报》内部的一次“跳槽”有关。我是在1980年9月,离开在1970年代工作了十年的“笔会”,离开待我不薄的徐开垒,加盟梅朵团队的。这时,作为临时过渡的《文汇增刊》,只剩下最后一期——十一月间要出的第七期。梅朵在反复唠叨和操虑的,是明年一月正式推出的《文汇月刊》第一期。《文汇月刊》的纸张配给供应,终获解决。梅朵让我接手将要推出的报告文学专栏,并说:“你在‘笔会’是诗歌编辑,这一摊人头比较熟,索性把《文汇月刊》的诗歌也接下来。”由此,我开始游走在报告文学和诗歌两个圈子里,如鱼得水。且在组稿初始阶段,我就自然而然地跟朦胧诗的两位代表人物北岛、舒婷打交道,而且很快走近,这让我自己也有些意外。


舒婷(资料图


梅朵是评论家,对新生事物很敏感,对文艺界的一些有影响的争议事件非常关注。我告诉梅朵,现在对朦胧诗看法不一,争议很大。我离开“笔会”前,刚编发过福建评论家刘登翰的一篇为朦胧诗叫好的千字短文。而十月中旬,《福建文艺》要召开一个规模很大的讨论会,邀请了北京和上海的多家报刊,还有一批评论家和诗人。我对梅朵说:“我现在是代表《文汇月刊》去参加会议的。我想去感受一下气氛,约请舒婷给我们明年一月号写一组诗,还想配发一篇两三千字的‘舒婷印象’。”虽然,我和朦胧诗作者鲜有直接交道,但我看到过他们不少作品,许多热心人给我们寄来收有北岛、舒婷、顾城等人诗选的《兰花圃》等油印件。“只发一组诗,一个人物印象?这不行,分量不够!”梅朵比我敏感,没等我说完,就火烫似的做出反应。他决断地说:“关键时刻,《文汇月刊》要表明态度,支持他们!要写篇关于舒婷和朦胧诗的报告文学,一万字以上。找不到合适的人,你就自己写!还要配一组照片,要是照片质量好,可以给舒婷做个封面!”

梅朵的眼光和气魄,非我所及!按照我们的办刊方针,能上封面的,都是文学界、艺术界的大名家和有代表性的某一方面顶尖人物!而舒婷这时才二十八岁,还是厦门灯泡厂的一名女工,并处在争议的漩涡中。尽管当时文学界对朦胧诗有不少非议和反对,但梅朵不以为然,他很赏识北岛、舒婷这样的拓荒者和争议人物,赏识他们诗作的新颖、独特、别具风格,给在“四人帮”时期压抑已久的中国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在梅朵看来,舒婷这样的年轻诗人,是正在升起的名家,真正的名家。

舒婷当时真是孤陋寡闻,没见过世面,她居然分不清上海的一众刊物、出版社哪是哪?我去福州前,怕贸贸然,曾托编辑部的肖关鸿向北岛打听一下舒婷鼓浪屿家的地址,先写封信打个招呼。十月初,舒婷回信说:“信收到。振开没有提起约稿的事,大约他忘了。宁宇同志约过稿的,至今尚未写给他,不知你们是不是一家?此外,蔡其矫老师来信提到上海的姜金城和宫玺同志可能来厦门找我,是否和您说的是同一码事?您瞧,我确实糊涂了。”好个舒婷,把《萌芽》杂志、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文汇月刊》的编辑,“糊涂”在一起了。不过,关于她自己的行踪却说得很清楚:“《福建文艺》在十月中旬办一个诗歌讨论会,为期十天左右,还有一个小说作者读书会,时间要两个月。他们要我国庆过后即到福州去,协助筹备讨论会,选编有关资料(因为将邀请北京几位客人,隆重些)。然后接着参加读书会,为的是照顾我,让我借这个名义写点东西。当然,还得交一篇小说稿。因此,座谈会结束时是月底,在这之前我肯定在福州。假如我交得出小说稿,那么元旦之前可能在福州。”已经欠下一身稿债的舒婷,还不忘先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我不知道罗达成同志找我为了什么事?如果为了您们‘设想’的一组诗,我手头是什么也没有了,而且稿债如山,可以指望在读书会之间给贵刊一点东西,以示心意,质量不敢保证,尽力而为罢。”

1980年10月中旬,我去福州与会,有幸拜识了前辈散文家郭风。他后来跟我通过几十封信,给《文汇月刊》以及《文汇月刊》停刊后我所主编的《文汇报》“生活”副刊,热情赐稿,有数十篇散文和散文诗。我还结识了《福建文艺》操持这场讨论会的魏世英和诗歌编辑朱谷忠。那十天关于朦胧诗的讨论会,可以用“唇枪舌剑、惊涛骇浪”这八个字来概括。福建当地的坚定反对者、《厦门日报》文艺部主任王者诚——虽然也写过一点诗,藉藉无名,发言却有点声势。他嘲讽《福建文艺》:“编辑部居然会为此拿出这样多的篇幅,我觉得有十二分的勇气。”随后,便开始历数舒婷和朦胧诗的危害性:像《四月的黄昏》、《珠贝——大海的眼泪》、《致大海》等等,作者在说些什么,抒发什么感情,读者简直是莫名其妙。而支持朦胧诗的主将、福建评论家孙绍振,口若悬河,话语刻薄,锋芒毕露。当时应邀与会,在宾馆与我同住一个房间的诗歌评论家——后来担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名誉主席的李元洛,一直记住孙绍振回敬王者诚时居高临下的一句名言:“你说的那一套,我都知道。我说的这一套,你都不知道!”而性格温和的忠厚长者郭风老,话语和缓,态度诚恳、鲜明。会上会下,他对那些反对者喊话说:“我对舒婷诗歌的看法一直在变。上午可以这么讲,下午可以那么讲。我是变的,你们不变也可以。”他还展开说:“很怪。惠特曼的诗我不懂,但我从小喜欢。印象派的诗,我也从小喜欢。朦胧,有人说是雾里看花,那就让它存在,看到美就行了。诗歌问题,不要动不动往世界观上拉……”

会议的主角舒婷,却寓于一角。就如后来刘登翰文章中所写到的:“现在,她就坐在会议室后排的一角。争论几度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她默默地听着,深度眼镜后面的眸子,有时澄澈,有时渺茫。”在会议的空隙时间和晚上,我跟舒婷长谈过好几次,详尽地了解她的家庭和身世,她的三年知青生活,她的诗歌创作、成长和坎坷。舒婷忙得不可开交,压力也很大,但她感受到我们刊物的一片真诚,我们两个同属见了生人寡言少语,甚或有些冷漠,遇见朋友则滔滔不绝的人,那些日子谈得很投机,奠定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基石,我的采访本满载而归。我已经想好找人写她,但留了一手,万不得已时,我自己动笔。

我要找的人是刘登翰,他的老家也在鼓浪屿,对舒婷的人生和诗歌了解很深。他也在会上发言力挺舒婷,观点鲜明,但语调并不激烈。会议结束前,我跟登翰挑灯夜谈。登翰的人生并不顺畅,1961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因他家里海外关系复杂,便不允许回到厦门,将他发落在闽西北大山之中的三明,一待二十年。直至1980年3月,他才有幸搭“文革”结束后的头班车,被允调入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他后来当了福建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那天,我有点动情地对登翰说:“对于舒婷的诗及这场探讨的意义,我们观点完全一致。我想请你帮忙,给《文汇月刊》写篇关于舒婷的报告文学,不少于一万字。现在对她的争议太多,对她的了解却太少了。我们有责任把她的身世和成长、喜悦和烦恼,原原本本地告诉关心她的读者和文学界。这是我到《文汇月刊》后出来组织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你也义不容辞。希望我们能一起完成它!”

登翰对之后去鼓浪屿采访舒婷的情景记忆犹新:“鼓浪屿本是我出生的地方,童年在那里度过,舒婷就住在离我早先的家十几间房子的同一条街上。此次专程而来,住在鼓浪屿宾舘,每天到舒婷的家或她来宾馆聊天。彼此本来就是朋友,没有什么忌讳,可以无所不谈、无所不问,釆访还比较顺利。一周以后,我回福州写稿。彼时舒婷还处在争论的浪尖之上,用她的话说是把她的名字像皮球一样踢来踼去。初涉文坛的舒婷或许尚未见过,更别说适应这种阵势,有一次在讨论会上,在一个反对者极尽刻薄的挖苦中,竟忍不住掩面哭泣奔出会场。”

我们原本计划一月号用舒婷照片做封面,同时推出登翰的报告文学,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先是封面做不成了。彩色封面照精度要求相当高,一般照片根本做不了,且制作周期要四十天之多。眼下,既找不到合适的专业人手拍摄,舒婷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来配合应对这件事。而登翰的万字长文,虽然我写信催、电话催、电报催,但从十一月中旬拖到十二月初,他还迟迟没有动笔,已经大大脱期了。其实,登翰早落过笔,但他不断否决自己,因而丢失了时间和速度。看来,我初到《文汇月刊》,还没有得到梅朵真传,电报缺少“杀伤力”。于是,我的电报加大力度,用了三个“梅式”感叹号。要求他,“月底前务必将稿件及舒婷照片寄到!!!”稿子第一期没有到位,我在梅朵面前有点狼狈,再不穷追猛打,恐怕连第二期也赶不上了。

1980年12月的最后一天,我正读着登翰《通往心灵的歌——记诗坛新人舒婷》文章小样时,收到他三天前发出的信:“十分抱歉,给你添了许多麻烦。接你的电报后,我给舒婷发了一个电报,让她把照片速寄给你,不知收到没有?原来说好的,她直接给你寄去。稿子没写好,很对不起。写到一半的时候,听到一些造谣家编派的流言,使我极其愤怒,当时很犹豫要不要把它写完。后来感到,那些造谣家们无非是想用流言来堵住对手的嘴巴,搁了一个多星期,才勉强把它写完,但已经没有一点情绪了。在潦草写完初稿后,我仅仅是出于曾经有过的一种允诺,连看都没看一遍就给你寄出。我把这种心情告诉过舒婷,让她决定是否要用(除了文章本身写得不好的原因之外),并请她直接给你写信,我一直未接到她的信,不知是否曾经给你写信了。此稿用或不用,都不要紧,请按你们和舒婷的意思办。”

我翘首以待的登翰的稿子,是由舒婷12月23日寄出的,并附了信:“刘老师昨天才把文章寄来,时间怕来不及了。今天下午我只好旷工半天,匆匆过目一下,就拿出去寄。他要我提意见,我是很茫然了。你是检查官,你来下结论吧。”因为当时无甚“快递”,又怕稿件丢失,最佳选择只能是挂号加航空。但一挂号邮程就慢了,我先收到的竟是她隔天寄出的另一封信,退回了我发排后让她火速定稿的《抒情诗七首》:“小样收到,不敢怠慢,赶紧奉还。”还写道:“刘先生的文章昨日已寄出,和我的像片,请查收。”比收到稿子更高兴的,是舒婷信中那特有的真诚、友好的调侃:“全国二十个期刊在鼓浪屿召开会议,我看见你们 杂志的同志,就想起你。不知为什么,我们熟悉得很快,并且充满了争吵,而跟他们,我就没什么关联,人是很奇怪的。”“我劝你肚量大些,不要那么耿耿于怀嘛。你在大都市嘀嘀咕咕,害我在这里耳热眼跳的。”另一封信中,她告诉我一个好消息:“现在省文联正在办我的工作调动,还没有成,估计没有太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下回罗编辑来厦,我就有时间陪你视察小岛,恭听你的酸言妙语了。”确实很奇怪,我和舒婷在很短时间里成为很好的朋友,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我们的每次通信中彼此都不乏“酸言妙语”。

舒婷真够朋友,她稿债如山,却一下给了我们七首诗,且后来都传诵一时:有《遗产——张志新烈士给女儿》、《在潮湿的小站上》、《车过园坂村》、《无题》、《墙》、《相会》。最值得一提的,是她写给顾城的那首《童话诗人》。我们整整发了两页,这在寸土如金的《文汇月刊》创刊以来的历史上绝无仅有,连艾青、公刘、程光锐、牛汉、鲁藜等,最多也只发过一整页的诗。流沙河、沙鸥、雷抒雁等人的诗,出现频率较高,隔一两期就会亮相,但每次发一至两首,只占三分之一页到二分之一页,少有占三分之二页的。更多的诗,是在版面上有空白时,见缝插针地作补白。叶文福曾不止一次地给我写信抗议,直言不讳:“我不喜欢你们搞羊拉屎地一次一首地发。给我发就发一大组。读者们盼我的诗的心情是很切的。求求你!并请你代我求梅老。”时值他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发表之后,名气大,火气也大。我和梅朵也爱莫能助。自然,我们没有想到,不久后他开始为那首名满天下的诗歌付出沉重的代价,不能再发表作品了。与口没遮拦的叶文福不同,在《解放军文艺》主事的诗人李瑛,则一连给我两封信,对我们处理诗稿的方式委婉地提出批评和建议:“寄去小诗二首,请审处。《文汇月刊》很丰富,也活泼,但似乎排得太紧了,诗也排得太密。刊物不同于报纸,版面清爽些更好。”确实,我们给诗歌的版面太少了。但铁将军把门,掌管版面调配的老资格责编——有“梅朵的影子”之称的徐凤吾,不太重视诗歌,不断有编辑跟他抗议,我也跟他争论过几次,他都说没有版面,而且坚定不移,不可通融!即便我后来当了副主编,有职有权,也对徐凤吾没奈何。他也确有难处,积稿太多,发排好的诗歌一直有上百首压在手里。而版面太少,无论抽哪个栏目的稿子责编都要“誓死捍卫”,我们怎么能再逼他给诗歌更多篇幅呢?


舒婷作品(资料图


《文汇月刊》上报告文学专栏的正式推出,是在1981年2月号,比预期晚了一个月。这一期刊登的两篇报告文学——刘登翰的《通往心灵的歌——记诗坛新人舒婷》,以及肖复兴、张辛欣这两位新生代佼佼者的《带不和谐音的美妙旋律——记舞蹈家陈爱莲的舞蹈晚会》,是这期刊物的重头稿。报告文学专栏出手不凡,相当耀眼,梅朵和我都很得意。不过,也留下了遗憾,我未能如梅朵布置任务时所愿,给舒婷做封面照片。我更没想到,最终完成这个愿望,竟是八年之后。这个未完成的封面照片,成了我和舒婷,乃至梅朵和美编的共同心病。其间,舒婷也曾提供过照片,但美编觉得不满意。自然,我也有些懈怠和宽容,尤其是1982年到1985年间,没有去紧逼舒婷,一是觉着舒婷初为人母,孩子还小,没有心力和精力去做这件事情;二是舒婷已经名满天下,著名到她们的家——鼓浪屿的一座老式洋房,一度被标注在厦门导游图上成“著名景点”,拜访者纷至沓来,使她失去了安宁。对朦胧诗的争论也日趋平息,到1985年则完全风平浪静,这个封面对她远不如当年那么重要。而舒婷本人,则多次表示,愿意给稿子,不想做封面。后来她当面答应做封面,也是情非得已,冲着跟我、梅朵,及与《文汇月刊》的交情,她不忍拂逆我们这些年来的一片热忱。

舒婷家的电话到1988年5月才装上,这之前我催讨稿子只有给她写信、发电报。而她自1982年后几次到上海,到我们编辑部来,跟梅朵也很熟了。梅朵锲而不舍,一见到舒婷总要说起封面照片。我则要她交出最好的稿子,且每每威胁说:“不给好稿子,就让你站着回厦门!”当时我们的编辑,跟一批作家——特别是像舒婷、肖复兴、祖慰、谢大光等已成老朋友的中生代作家,关系可谓心心相印、水乳交融。每次,在去火车站或是轮船码头接他们之前,已经给他们订好报社或是出版社的招待所——既要干净、安静,又要价格便宜,一个房间一天五六块钱,否则回去报销不了,还要提前十天左右,预订好回程的车船票。那时作家不轻易坐飞机,价格高,还要讲级别。因此,火车的座票、硬卧票,及三等舱船票,非常紧俏。报社的后勤科经常说买不到票,我再去托铁路局和海运局的朋友“开后门”,或是自己去金陵东路排队,一次至少要排上两个小时,苦不堪言。

舒婷在上海时,斗嘴时总让我几分。可是,一回到美丽的鼓浪屿,她又故态复萌、嘴巴好“凶”了。1982年如此:“罗达成兄:说真的,信封写好快二十天了,稿件还改不下去。给尊兄的稿件自然要特别用心,否则,一个背脸不理,将来真的只好从上海站到厦门了。好歹把稿件寄去,用不用都是小事,只希望你百忙中抽点时间给我退回来。你现在一定很紧张,春风得意呀,也许轻轻的稿件你是不屑一顾的,我也认命了。”1983年也如此,舒婷生孩子后,我去信问她:“怎么没个音讯,在忙什么呢?”她反诘中多有调侃和“嘲讽”:“听说你成了名记者,又是中国几位有数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工作不胜繁忙,怎敢打扰您呢?我当然还在厦门,至少按规定独生子女的产假有四个半月嘛。我婆婆从海外回来管理家事,就这样,我和仲义还是被爱捣蛋的小儿子闹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一打后面是一拉:“我和顾城的合集样本已经寄来了。小城在上海,如果你认识他的话,他会送你。但如果你赏脸要我这边寄一本,我也不胜荣幸。”一拉后面又是一打:“仲义说:罗达成会踢足球,他写的那篇报告文学是行家的眼光。我说:罗达成是个大滑头,他从足球运动员那儿偷了多少术语啊?谁对?”

还有一次舒婷来沪,问我怎么不给她回信?我这个能背出上千个联系电话的脑袋,不知怎的记忆竟出了差错,说是回过信或是电报。舒婷一回厦门,即来信声讨:“你还是个大撒谎专家!你所编造的信和电报大概是发到阎罗殿吧?我还没到那儿报到嘛。”“欠了你在上海极尽东道主的大人情,只好赶快写信向你道谢。以免小公鹅又到各个编辑部去‘呷呷’地毁谤我。向你们的梅主编问好。还问问他是怎么管教的,居然有这么不诚实的部下?”而且说没有稿子给我,“现在我非常安全了,不必老听见‘我让你站着回去’的威胁,心情分外松快。只是没有诗,诗是产生于朦胧之中。现在在我看来,这个世界太具体了。”后来,舒婷至少还有过一次赖掉稿约,信写得让人又好气又好笑:“你好!能想像出你拆我的信时那一副愤恨的模样。离开上海后生活发生了好多事,使我不能完成自己的计划,而‘大文汇月刊’腰肥气壮,稿源肥沃,是不会介意小舒婷的寒暖的,是吧?”随后,她花言巧语,夸我们第十期上几幅插页漂亮——尤其是《星树》,还表示自己对诗配画有些兴趣,而且给《诗刊》搞过,如果《文汇月刊》需要,她很想搞一组,“画由你们选和我选都可以。”为了表明诚意,她特意附上一幅《奔月》并配上诗,作为“样品”。好不容易,还写了一句和解的话:“快来信,别和我斗气!我服输了,还不行吗?!”

在1982年舒婷做妈妈,创造了人生最美好的作品——孩子后,有三四年时间几乎完全搁笔。作为特例,她也只是1982年夏天给了我《读给妈妈听的诗(外一首)》,且写于一年之前,1984年深秋,给过我一首《怀念——奠外婆》。我能拿到的这点凤毛麟角,已属不易。直到1986年1月,她重回文坛,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后,才头一次给了我一篇散文《在开往巴黎的夜车上》,那大概是她最早的散文作品之一。1987年盛夏七月,梅朵当面给舒婷下了“最后通牒”,要她回去后尽快寄照片来,“封面一定要做!”还批评我:“拖了七年多了,不能再拖!”舒婷答应了,几乎没有怎么跟“梅老板”顶嘴,比起跟我斗嘴时的那般骁勇善战,战斗性差远了。而梅朵组稿、提要求时的那种亲切和恳切,像是有着一种莫名魔力,让人无法拒绝,否则好像很对不起他。梅朵的理由很充分:“《文汇月刊》怎么能不做舒婷的封面?说不过去!”聪敏机灵的舒婷,自然领悟了梅朵的潜台词:你怎么能不积极配合呢?说不过去!

这回我们动了真格,舒婷也不能不当回事儿了,她一回去就忙着找照片。七年前,她苦于无米之炊,没有多少照片可挑,而现在她走遍各地,又走向世界,可挑的照片太多了。十天后,她来信感叹:“为履行诺言,翻箱倒柜找底片,要从数以千计的底片中找一张小底片真是令人绝望的事。现寄上一张较大的照片,看有无用处。如无用,再寄回,另行选择。”不过,我们不仅要她的封面照片,还要她配作品,而且是“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除了一组诗以外,还要她一篇散文。梅朵素来得陇望蜀,很“贪婪”,也很识货,知道舒婷这几年散文上的成就与影响,并不亚于她的诗作。当时,舒婷很低调,且低产,诗歌已基本不写,散文也是一稿难求。她信上说,手中无粮,“今天同时给《星星》去信,将扣在那里的三首诗追回,再补三首,可成一组。”她更叫苦不迭的是那篇散文:“只是文章难写。是想花你们几百块钱,找个避暑胜地。但婆婆年逾八十,儿子又小,丈夫高血压,只得每日汗流浃背,边炒菜,边给诸君回信,蝉声逼人,可见南方之夏多么火爆油煎。”


舒婷(资料图


舒婷找来的照片不算少,但未如我们的主管美编张楚良所愿,因为精度问题、画面问题而被几次否决,来回折腾,弄得我心里也“火爆油煎”。我给气馁的舒婷鼓劲,她回复道:“谢谢你的表扬。但是我已经无计可施了。你知道吗?我高度近视,在阳光下镜片反光,没有眼睛;如果没有阳光,用了闪光灯,眼睛绝对是闭的,这是人体的自然反应。这样可以吗?我九月份访意大利,好好拍一堆眼睛睁得大大的照片供你挑选。”我翘首以待了三个月,估摸她该带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照片”出访回来几天了,开始连续发信发电报。十月底,我一天收到舒婷两封信。一封让我失望,说“在意大利拍的照片看来仍不适做封面。‘革命尚未成功’,以后再努力。宽些时限吧!”另一封则让我燃起希望,她惯有的调侃和小嘲弄里,拌和着浓重友情和真挚,让人心暖:“罗副主编阁下:兹收到您的大函和电报,原有给你的信,一直迟疑,一起寄给你。因为意大利的照片均是眼镜有光点或闭着眼睛的,所以回鼓浪屿,特意去拍了几张,效果仍不好,再寄一张给你。”“至于作品及自述文章过一星期后航空寄去。近年底,约稿信猛增,我仍是以不变应万变。只是欠‘文汇’的债,欠你的友情,这件事总压在我的心头。我希望可以不当封面女郎,作品刊登即可。再见。”

舒婷这信上,最后一句还是“希望可以”不上封面,只用作品,让我内心深感动摇和不安。她确实已经“无计可施”,耐心也大概快到尽头,我们已经勉为其难地折腾她、委屈她太久,我不想再滥用友谊了。尽管照片画面依然有点糊,眼睛在阳光下还是眯成了一道缝,但我决心不再逼舒婷去拍照片、找照片了。我坚定得有点强势地对梅朵说:“舒婷已经尽力了,不上封面就拉倒了。要上封面,就从手头这几张照片里挑。”我甚至有点强辩,“她是作家,又不是艺术家,眼睛眯不眯,有那么重要吗?”梅朵看着我,有点错愕,一个特别较真的人,怎么突然也学会了将就?没完成任务,还这么任性地宣泄情绪。但我们是心通的,他能理解我的心境,理解我对舒婷的歉意,而且答应去跟美编商量,算是我们俩——主编、副主编的共同意见。不过,我知道,又会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暴。果不其然,这原定是1988年第一期的封面,第一期没上,上了白先勇;第二期也没上,上了刘再复;第三期才算把“眼开眼闭”的问题搞定。这就是《文汇月刊》的大牌责编,他们各守一方,个个都很牛很挑剔,不牛不挑剔怎么能办好刊物?

舒婷对自己的作品也非常挑剔,挑剔得甚至有点失去自信。她的组诗和散文,前后花了三四个月,写完却还搁着,像是“丑媳妇怕见公婆”。离1987年年底还有半个月,我才接到舒婷的稿子和信:“罗达成兄:你好!现寄上散文(分上下)和《水仙》一组诗五首,不知道赶得及否?我自以为将最好的作品寄给你了,这个‘自以为’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他最近的作品是最好的,但是等抄清搁在那里,便都厌恶得不敢再看它们,我希望你不要留情,如果认为不行就作罢。这些诗风格分两部分,有些人会不喜欢吧?我想……再见,收到请回一封短笺,我的副主编大人!”

时隔八年,我们又一次高规格地推出舒婷。在1988年3月号上,发了她的封面照,配发了组诗五首,这是她的诗作跟读者久违后的一次集中推出,以及有浓重“自我写照”味道的上下篇散文《笔下囚投诉》——这成了诠释舒婷最好最贴切的“封面故事”。舒婷说过:“散文就是我的自传,可能琐碎些,但我保证绝对货真价实。”舒婷很够朋友,她确实把最好的稿子给我们了。尽管这一期上有四十多位名家,但“舒婷板块”无疑是最吸引读者眼球的。在这混搭的板块中,读者们看到两个全然不同的舒婷:在组诗里,看到的还是那个朦胧诗代表人物、年轻诗歌爱好者的偶像,而看散文,一转身,则是一个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舒婷,一个抒写家长里短的散文家。真不知道,舒婷这个有幸“沦为诗人”的“笔下囚”,被家人和亲情所宠爱,被朋友和友情所关爱,她究竟是在絮絮叨叨地“投诉”呢,还是在乐颠颠地倾吐幸福的烦恼?

对这回打出的关于舒婷的这套“组合拳”,梅朵很满意。5月间,接舒婷信,梅朵的满意又升级成得意。“发了《笔下囚投诉》,有张洁怀念共同出国的日子。有诗友寄特级稿纸救济。可见‘文汇’在作家群中的影响。”梅朵最在意刊物在作家群中的影响,况且又是张洁的感受。

这还是舒婷告别诗歌,移情散文前,在《文汇月刊》上的一次亮相。她此后再也没有拿出组诗过,写诗也基本告一段落——虽然她几年后,还曾写过一首《最后的挽歌》。面对关心和质疑,舒婷在之后许多年的许多文章里,曾一次次剖析自己为什么会放弃诗歌。时过境迁,生活状态大变,舒婷自感丢失激情和灵感,缺少精力与时间,不得不做自我解脱。她开玩笑地说:“由于诗,我被当成一种专门分泌糖浆的植物。在那棵老橡树的阴影下,好多年来我都觉得呼吸困难。”舒婷比我们所有人都清醒,她还感叹道:“能在天国和尘世来回穿梭的是上帝的信使。我明白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还没有修炼到六根清净,一心向诗的境界,既然肉身的沉重超过了翅膀,我清醒地选择了尘世。于是我重新写起散文,重新一说,是因为散文的写作发表几乎和诗歌同时,只是别人和我自己都不曾看重过。几篇短文热身之后,我最大的享受是语言得到了松绑。它们立刻自谋生路,大有离经叛道,另立门户的意思。有一阵子,语言的畅荡流转令我心旷神怡,能够撇开旧方程式,感觉简直好极了。”

舒婷移情别恋于散文,如她所说“后来竟流连忘返”。五个月后,舒婷就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第一本散文集《心烟》。此后一发不可收,她的散文文集的数量远远超出过往的诗集数。但粥少僧多,我也很少拿到舒婷的散文,在《笔下囚投诉》之后近两年的1990年1月,才拿到她一篇《民食天地》,这离《文汇月刊》悲壮地“停刊”只有五个月。不过,1991年1月,我回归《文汇报》主编“生活”副刊,亟力倡导千字左右的生活散文。创刊第一期,就逼舒婷写了篇头条《多情还数中年》。那文章一开头,就叫人不能忘怀:“女人一近中年,最怕人问起年纪。男人一到中年,怕人问及事业。”舒婷是写这类千字文的高手,难怪全国有那么多编辑要盯着她。后来,舒婷在上海一张发行百万份的晚报上,写了篇《千字功夫》,说有众多编辑在逼她的千字文,让她不得安宁,而我则成为她声讨的代表人物:“不知何时,邮箱里诗歌刊物的约稿渐渐稀少,杂志、报纸的随笔约稿跟发大水似的。最近几年都改用电话追命,个个急如星火且软硬兼施……老朋友索稿若不是路途遥远,逼着只差‘立等可取’了。比如《文汇报》罗达成,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劈头盖脑就是一顿夹棒,我嗫嚅着试图给自己留条退路:‘若来不及或写不好呢?’电话里震耳欲聋:‘你舒婷写不好一篇千字文,不如跳下你房前的那个什么海吧。’放下电话,一眼看到桌旁录影带《钢琴课》,已借三天尚无收看,朋友限时今夜索还。叹口气,赶紧捉笔。”

信如散文,散文如信,我已经习惯了舒婷这种鲜活、调侃、刁钻的文字。编辑们逼稿,也是无奈呀。当时千字文在全国的报刊上风起云涌,倘使没有本事逼到这个千字文,版面上没有名家压阵,那该轮到我辈编辑们跳海跳黄浦江了。舒婷,你能忍心吗?


(原载2015年1月号《上海文学》   罗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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