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刘澄清(前排左一)一九三七年与周恩来(三排左一)、叶剑英(三排右三)等人合影\作者供图
九月三十日二十三时五十七分，也就是举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九周年的前夜，一位与香港有关的老兵、原邮电部副部长刘澄清在北京以九十九岁的高龄驾鹤西去。习近平、李克强、胡锦涛、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以不同方式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
刘澄清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出生於四川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一九三三年八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一九三四年四月，参加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参加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红小鬼”。一九三六年底随部队胜利到达陕北。西安事变爆发后，於一九三七年二月被派往中共驻西安办事处工作。一九三七年十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刘澄清同志先后被派往八路军驻武汉、桂林、重庆办事处。一九四一年四月，他被派往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当时设在皇后大道中十八号二楼，对外称“粤华茶叶公司”)负责秘密电台工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进攻香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面临着营救大批滞留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的重任。为了与延安取得联系，要尽快把电台建立起来。当时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亲自带着刘澄清从香港到了宝安县游击队驻地，电台器材零件亦先后从香港送到。当时游击区除了环境不安定外，器材也很缺乏，但难不倒刘澄清这个行家里手，他会收发报，会机要(译电)，还会装配。用烧火钳钳着铜线当烙铁，从老百姓家找来锡壶当焊锡，到山上老松树头刮来松香做焊油，用缴获收集起来的零碎接线当导线，装装拆拆，反覆多次，忙碌了一个多月，游击队第一部自行安装、土洋结合的电台终於在宝安县甘坑的一个山沟里诞生。
电台开始工作，刘澄清戴上耳机、按动电键，用香港地下电台的呼号、频率，试探着与延安联络。一九四二年一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刘澄清终於接通了与延安总部电台的联络。随后张文彬召集会议，宣布电台正式成立，由刘澄清同志任机要科长，戴机同志任电台台长，开启了东江纵队的无线电通讯工作。此后凭藉着“延安─东江”的空中电波，有关广东党政军的重大问题，都能及时通过电台向党中央请示报告，接受党中央的直接领导。
电台成立不久，国民党军两个师进入宝安，企图消灭中共抗日游击队，队伍须作转移。刘澄清即回香港新界进行勘察，寻找合适的电台地点。一九四二年四月，电台进驻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活动基地新界沙头角区乌蛟腾村附近山上的石水涧村。一九四三年二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政委尹林平主持召开东江纵队史上重要的“乌蛟腾会议”，刘澄清等人带上轻装的电台下山，随领导人行动。
刘澄清在东江纵队电台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里，身负重任，帮助东纵建立了电台，经常要上机又要译电，又要带领同志熟悉业务，工作相当繁重辛苦，他为东纵电台和机要工作的建立并走上正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直至一九四三年三月离开香港，返回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刘澄清是广东的女婿，夫人康瑛本姓邝，抗战初期还是学生的她就投身抗日洪流，两人风雨同舟，携手走过七十五载。一九四一年，女儿在香港出生不久，刘澄清夫妇一起赴东江纵队工作，将女儿送与一户农家，后经组织出面要回。
几十年过去，每当东江纵队的老人回顾起这段历史，都不约而同地称赞刘澄清是东纵电台的大功臣。曾生司令员生前在一次座谈会说过;“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廖办(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为负责人)电台派来一个电台干部叫刘澄清的同志，帮助戴机同志一起，在一九四二年初就同延安党中央沟通了电台联络。从此，我们的情况就可以通过电台向党中央报告，可以及时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可以这样说，自从有了电台沟通同党中央的联系之后，我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就成为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一支华南人民抗日武装队伍……我们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在远离党中央，孤悬敌后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电台，就像聋子、瞎子，容易犯错误，遭受挫折和失败;有了电台，能接受党中央的正确指示，我们就有指路明灯，就不至於犯大的错误，我们就能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我们知道，东江纵队与香港抗战有不解之缘，下辖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抵抗三年零八个月，直至日本投降;刘澄清与东江纵队有不解之缘，与香港有不解之缘，他是一位值得香港人尊重与怀念的抗日老战士。据悉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和香港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等团体正在筹建沙头角抗战文物径，其中包括东江纵队电台遗址，这也是对刘澄清等前辈的尊重与怀念吧!
(作者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后人)
来源：大公报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文，仅供交流，不代表本网观点，本网不对内容真实性负责，特此声明。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在30日内与本网联系撤除或替换相关内容。本文版权及内容解释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