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生活 | M+策展人王蕾致贝聿铭的一个问题

时间：2024/8/13 11:07:45

专访 | M+设计及建筑策展人王蕾

贝聿铭站于麻萨诸塞州多切斯特的甘迺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外

1979年 © Ted Dully/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位于中国香港西九文化区、亚洲首间全球性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 M+举办美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1917–2019)的首个全面回顾展“贝聿铭：人生如建筑”。贝聿铭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深具影响力的建筑师，本展览钜细无遗地审视他的作品，并回顾他的传奇人生。展览期间，展览联合策展人之一王蕾带领《凤凰周刊·生活》编辑重新“认识”贝聿铭，也分享了展览背后的故事。

人生如建筑

贝聿铭的首个全面回顾展

贝聿铭(1917–2019)出生于广州，1918年移居香港。年少的贝聿铭自1927年起一直在上海和苏州成长生活，直至 1935 年始在美国学习建筑学。1940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本科学业，并于1946年获得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硕士学位。1948 年，贝聿铭在纽约市房地产开发商威廉。齐肯多夫创办的齐氏威奈公司担任建筑研究部主管。其中，贝聿铭负责的项目包括基普湾广场(1957–1962)、哩高中心(1952–1956)和协会山(1957–1964)。贝聿铭建筑事务所于 1955 年非正式成立，1960 年从齐氏威奈公司独立出来。事务所受委约的重要项目包括国家大气研究中心(1961–1967)、艾弗森艺术博物馆(1961–1968)以及甘迺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1964–1979)。事务所于 1966 年更名为贝聿铭及合伙人事务所。1960 年代末，贝聿铭承接了如国家美术馆东馆(1968–1978)的大型公共委约项目，并透过华侨银行大厦(1970–1976)、香山饭店(1979–1982)、中银大厦(1982–1989)和大罗浮宫现代化改造计划(1983–1993)等项目，不断扩大其国际影响力。1983 年，贝聿铭成为第五位普立兹克建筑奖得主。1990 年，贝聿铭及合伙人事务所改组为贝考弗及合伙人事务所，贝聿铭从事务所退休不再全职工作，但仍以个人名义承担了一些项目，如 MIHO 美术馆(1991–1997)、苏州博物馆(2000–2006)、伊斯兰艺术博物馆(2000–2008)，以及最后的 MIHO 美学院中等教育学校礼拜堂(2008–2012)。

此展览获得贝聿铭遗产管理委员会和贝考弗及合伙人事务所(该公司继承自贝聿铭创立的建筑公司)的支持，由 M+设计及建筑策展人王蕾、荷兰鹿特丹 Nieuwe Instituut(New Institute)馆长兼艺术总监陈伯康共同策展。此回顾展筹备七年，展出逾400件展品，包括一系列来自机构或私人收藏的绘图手稿、建筑模型、相片、录像和其他档案纪录，当中不少展品将首次公开亮相。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4年

摄影：林炜然，图片由M+提供

乔瓦娜·席尔瓦

一名新娘在大罗浮宫计划(1983——1993)的黎塞留通道留影，巴黎

2021年，M+委约拍摄，2021年

展览以六大主题

探索贝聿铭的生活和工作

世上少有人能像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1917–2019)一样，敢于以推动全球文化交流为抱负，并将之发挥得淋漓尽致。贝聿铭的职业生涯纵贯七十载，其备受瞩目的建筑项目横跨多个大洲，奠定了他在建筑史和流行文化领域的地位，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这是首个关于贝聿铭的全面回顾展，透过纵观并细看这位著名建筑师的作品，M+从中归纳出六大主题：他在多元文化下的成长轨迹，城市空间的设计手法，对艺术与公共建筑的投入，与客户的关係，对几何形态、建筑物料与结构的娴熟运用，以及对历史的省思。贝聿铭认为建筑可以彰显跨越时空和文化的地域历史和全球趋势。他的设计也体现了他对共同协作和跨文化交流的看法，反映建筑物和空间与周遭环境息息相关的信念——即建筑与生活密不可分。

贝氏家族于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现武康路)

贝祖诒住宅(属中国银行所有)的花园中合照

后排：贝聿铭(左三)、贝祖诒(左六)，

坐者：贝聿铭祖父贝理泰(左五)

贝聿铭的跨文化底蕴

贝聿铭成年之时正逢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经济大萧条、两次大规模战争——日本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他的人生、价值观和建筑设计都带来了重大影响。这些事件亦令生于中国的贝聿铭能适应不同的环境，以美籍华裔建筑师的身份，设计出改变全球诸多城市的作品。

贝聿铭早期的建筑学养，汲取自他多个成长地的城市风貌，也受留学美国期间接触到设计上的现代主义的革新思想的影响。这些学术陶染以及调和多重身份的经验，使贝聿铭采用跨文化手法，将一个地方的历史和地理特徵，与传统和当代建筑实践融汇一体。

贝聿铭

麻省理工学院四年级习作设计

《一所香港银行家会所》

1938——1939年

房地产和都市重建

贝聿铭因设计了多个重要文化地标而声名大噪，但他对房地产和城市规划方面的贡献却鲜为人知。这主要是由于建筑业界对商业项目抱持偏见。1948年，贝聿铭加入战后美国最大的地产发展公司——齐氏威奈。贝聿铭参与设计的都市重建计划，尤其是在美国的那些，都侧重混合用途的规划，并着眼于为公共房屋和低收入社区改善环境。贝聿铭于1955年自立门户，开设贝聿铭及合伙人事务所，承接的设计业务随后扩展至美国以外地区。贝聿铭及其团队不断运用都市设计、经济学和城市规划的知识，并周旋于市政府领导层、政府法规和资源限制之间。

从中银大厦(1982——1989)眺望旧中国银行大厦和遮打花园，香港

2021年 M+委约拍摄，2021年 ©何兆南

艺术与公共建筑

贝聿铭以设计博物馆最广为人知，但出自他手的博物馆，重要之处不仅限于其独特外观。贝聿铭的设计手法，源于他对人们如何体验不同艺术类型的敏锐洞察，亦因他深信博物馆本应是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公共空间。贝聿铭积极邀请艺术家创作，并将这些以大型雕塑为主的艺术品融入他所设计的博物馆、银行和住宅等项目中。这种做法不但反映他认为艺术和建筑能相得益彰的信念，体现他对同时代艺术家的锺爱，从中也可见他相信艺术能够提升人们的空间体验。

乔瓦娜·席尔瓦

大罗浮宫计划(1983——1993)中黎塞留馆皮热中庭

室内景观，巴黎

2021年

M+委约拍摄，2021年

权力、政治与赏识青睐

贝聿铭职业生涯的成就，可以归功于他建筑技艺高超、解决问题的手腕高明，但同时也凭藉一点运气，还有在面对重要客户和重大项目时的不懈坚持。从市长到博物馆馆长，贝聿铭在和客户打交道时，善于展现出令人信赖及乐于合作的一面，并能真切体察他们的需求。他常常能够説服客户不计成本，追求比原本所想更为远大的目标。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贝聿铭的多个重大项目影响了世界各地多个城市和机构。但他同时亦须处理与客户想法有落差的情况，或应付公众因其项目所带来的转变而批评反对的局面。

穆罕默德·萨姆吉

从公共海滨长廊望向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2000——2008)，多哈

2021年

M+委约拍摄，2021年

物料改良与结构创新

贝聿铭认为造型、物料和技术三者密不可分。他的团队进行过广泛研究，为建筑界引进许多创新物料和结构。在齐氏威奈公司以至他后来的项目中，贝聿铭领导团队合力探寻别出新意的选材策略。他们在工作中发现混凝土、石材、玻璃和钢铁的多种用途，而且能兼顾结构完整性和经济效益。本部分展示的项目都显露出贝聿铭对建筑物料的敏锐触觉，他透彻掌握材料如何能为生活空间增添生气，从中也可见他为实现方案煞费周章所付出的心力。

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1954——1963)祭坛后的玻璃幕牆一景，台中 2021年 M+委约拍摄，2021年 ©李国民

以设计重新解读历史

在其职业生涯中，贝聿铭一直致力寻找方法令现代建筑的技术发展及改良社会，能够与他的建筑项目所蕴含的不同文化和历史融合一起。他的这种手法并非所有人都能了解和认同。到了1980年代，许多建筑师与文化评论者开始贬斥贝聿铭，认为他参考旧有建筑方式，只是混合不同风格的肤浅手法。然而，贝聿铭从文化和历史原型中掇菁撷华，意在汲取前例，从而构思出契合当地需求和建筑物用途的造型和空间设计策略。他灵活借采传统元素，与当代现状保持一种富有成果的张力。

穆罕默德·萨姆吉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2000——2008)的多刻面主建筑

一景，多哈 2021 年 M+委约拍摄，2021年 © Mohamed Somji

贝聿铭及合伙人事务所 ?香山饭店(1979——1982)模型，北京

约1979年，纸、亚加力，贝考弗及合伙人事务所捐赠

尚待完成收藏程序，图片：M+，香港，获授权拍摄 ©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Q&A

对话“贝聿铭：人生如建筑”

联合策展人王蕾

王蕾，M+设计及建筑策展人兼“贝聿铭：人生如建筑”联合策展人。摄影：Winnie Yeung @ Visual Voices 图片由 M+提供

举办建筑大师贝聿铭的首次全面回顾展，无论是对于主办此次展览的M+，或对于展览策展人的征集、梳理、构思等工作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M+是崭新的博物馆，致力于收藏、展示与诠释二十及二十一世纪的视觉艺术、设计及建筑、流动影像，以及香港视觉文化。M+设计及建筑策展人王蕾作为“贝聿铭：人生如建筑”的联合策展人之一，当她在梳理资料时，也是重新认识贝聿铭的过程。然而，在这位建筑巨擘面前，王蕾也大胆提出疑问。当我们在“瞻仰”大师、被大量资讯灌输头脑之后，是否还能够消化吸收并独立思考?这也是王蕾给我的最佳启发。

P：“人生如建筑”是贝聿铭的首个大型展览，这个展览前后花了多长时间去准备和梳理?

王蕾：其实我在很久以前已经对贝聿铭的作品非常感兴趣，于2014年有幸与贝聿铭之幼子——贝礼中结识，当时我已经将“办展、收藏”的种子埋藏于心中。虽然贝聿铭的作品早已享誉国际，但是关于他的研究文献卻不多，加上贝聿铭为人内敛，不愿意过多展示自己的私人资料。因此，当我想征集贝考弗及合伙人事务所(该公司继承自贝聿铭创立的建筑公司)未曾展出的珍藏资料以作展览时，与他的家人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直至2016、2017年他们才同意M+展开以贝聿铭为主题的展览项目。我们首个项目是在2017年贝聿铭百岁诞辰之际，由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与香港大学建筑学系一起联合主办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我们邀请各界专家共同探讨关于贝聿铭的作品，尽管评价褒贬不一，但是我们都愿意听取各方声音。同时，在研讨会上也大致梳理了可以展出的相关绘图手稿、建筑模型、相片、录像和其他档案纪录，并确定关于贝聿铭新书的主题——“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出版商 Thames & Hudson 与 M+联合出版《贝聿铭：人生如建筑》。此刊物共有 400 页，附有 400多幅彩色图片。书中展示了贝聿铭的生活和职业生涯中或耳熟能详、或鲜为人知的经历，其中包含大量未曾出版的文献、全新委约拍摄的照片、文章，以及不同学者和曾与贝聿铭共事的人所分享的轶事。

在本次展览中，我们展示了十一幅委约七位国际摄影师在全球疫症大流行期间拍摄的照片，重新审视贝聿铭仍具影响力的作品。参与的摄影师包括何兆南(香港)、久保田奈穗(纽约)、李国民(台北)、乔瓦娜.席尔瓦(米兰)、穆罕默德.萨姆吉(杜拜)、田方方(上海)和米田知子(东京/伦敦)。

P：你认为这期间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你是如何克服应对的。

王蕾：在这次展出的逾400件展品中，仅有三件作品属于M+，其余都是我们“借”来的，其中需要与全球各大博物馆机构沟通。此外，我也想发掘贝聿铭其他鲜为人知的故事，其实他在新加坡也有许多作品，为了发掘背后更多故事，我们尝试联系当年与他合作过的伙伴，通过采访、编辑和整理，呈现出更立体与多元化的“贝聿铭”。此外，为使新一代建筑系学生了解贝聿铭的作品，M+与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的两个硕士课程合作，邀请两校学生分别聚焦于高楼和文化空间的设计。学生同心协力在工作室参与制作总共五件模型，展现贝聿铭生平最重要的建成和未实现的项目。这些项目包括贝聿铭的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硕士毕业论文中的设计“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1946，未建成)、纽约双曲面大楼(1954–1956，未建成)，以及台中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1954–1963)。

P：对于此次展览，M+博物馆内有哪些新的陈列布局方式?

王蕾：首先，在此次展览的陈列方式上，我与展览设计团队强调了“轴线(Axis)”的概念，当你步入贝聿铭改建及扩建后的法国巴黎大卢浮宫，就会感受到轴线带来的平衡美，卢浮宫两翼中间的轴线是巴黎城市空间轴线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贝聿铭自己也特别强调轴线的重要性。其次，在这个展览空间里没有90度直角，取而代之的是无处不在的“斜角”，这些斜角会引导你的视线有不断的变化，似乎永远都想捕捉紧接的“下一秒”。最后，我们不以贝聿铭的建筑项目来分区展示，而是以主题分类，所以你会在不同主题房间里看到对法国卢浮宫的多角度解读。

P：贝聿铭曾在哈佛大学高等设计研究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师从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格罗皮乌斯是公立包豪斯(BAUHAUS)学校的创办人、现代主义建筑学派的倡导人之一，贝聿铭也深受其影响，但是贝聿铭也拥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你认为“包豪斯(BAUHAUS)”被贝聿铭吸收并转化出哪些新样貌?

王蕾：这是一个很好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在此次展览中，我们特别展示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的照片，在成为格罗皮乌斯的学生之前，贝聿铭就曾听过他的讲座，尽管他们后来结为师生，也不阻碍贝聿铭表达自己的观点：现代主义建筑不可能以单一模式涵盖全世界，还得考虑不同地域的文化、种族、历史、生活方式等。此次展出贝聿铭的信件有写道：“我正在探寻在建筑中表达地域或‘民族’特色的方式……难就难在如何不依靠任何我们熟知的中国建筑特征和图案，找到真正属于中国的语言。”在他的毕业设计作品——上海艺术博物馆的平面图纸和模型中，可以看到其中摆设着中国书画、陶器、玉器、铜器等。在北京的香山饭店项目中也能看到贝聿铭想要表达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包括：会见松、飞云石、赵无极的水墨画、冰裂纹地毯等……其实在这些项目中都能感受到，或许在现代主义建筑出现之前，贝聿铭早有自己的思考。

P：你对哪件展品印象最深刻?

王蕾：通过看他的手写信件，我才更了解贝聿铭以及真正的看到他是谁。比如我们展馆墙面上印有一句话“I dont think I shall feel strange in a strange land.(我不认为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这是贝聿铭在美国就读大学时写给他父亲的信(1939年)。通过不同的信件，我们可以窥见到他的生活状态，还有此前提及他对于建筑、文化、历史的深刻思考。此外，我们还能通过纪录片感受贝聿铭是如何“追求完美”，当他在讲述如何浇筑混凝土时，我都被他对于每个方面精益求精的精神所震撼，真的是位完美主义者!

P：如果贝聿铭还在世，你会想向他提出一个什么疑问?

王蕾：我曾经在贝聿铭的一篇专访文章中看到：他说不太在乎金融商业项目，对他来说，文化方面的项目很重要。尽管我没有亲自访问过他，而是透过书里的专访了解到这些。可是我认为香港中银大厦和新加坡的 OCBC Centre华侨银行大厦都展示了富有个人思考的设计，我认为它们同样重要。所以如果我可以问他的话，我会说“您真的不觉得那些项目有价值吗?”哈哈。其实商业项目与文化项目都很重要，我觉得不同项目的框架结构带来不同的挑战，有时甚至是商业项目的挑战更大，因为要在有限的费用预算里和客户有限的接受度里，实现个人设计理念，这其实更难。